居间介绍型拐卖儿童行为的认定——拐卖妇女、儿童罪问题研究（八）

居间介绍型拐卖儿童行为的认定需结合行为本质，判断是否具有非法获利目的及是否独立实施倒卖行为，具体可从以下方面分析：一、居间介绍与拐卖儿童的核心区分标准关键在于行为人是否以非法获利为目的独立实施倒卖行为。若行为人仅在送养方与收养方之间牵线搭桥，未隐瞒身份、未赚取差价，且送养方与收养方均无犯罪故意，一般不构成拐卖儿童罪。但若行为人通过隐瞒身份、虚构事实等方式，使送养方与收养方误以为其仅是中介，而实际通过倒卖儿童赚取巨额差价，则构成拐卖儿童罪。典型表现：行为人主动劝说送养方放弃胎儿或出生后送养，并承诺帮助联系收养方；行为人分别与送养方、收养方商定价格，通过支付低价、收取高价的方式赚取差价；行为人在交易中隐瞒真实身份（如冒充亲属），使送养方与收养方误以为交易有亲属参与。二、居间介绍型拐卖儿童的具体认定要点隐瞒真实身份，制造独立交易假象行为人若利用送养方、收养方不想见面的心理，刻意隐瞒自身在交易中的实际地位（如冒充亲属），使双方误以为其仅是中介，而实际成为独立交易主体，则超出居间介绍范畴。案例印证：孙如珍劝说朱广纪夫妇生下女婴后，由其丈夫卢康涛冒充“舅舅”收取送养费，使收养方相信交易有亲属参与，实际孙如珍夫妇是独立交易方，赚取差价1万元。通过倒卖赚取巨额差价，非法获利目的明显若行为人支付给送养方的费用明显低于从收养方处收取的费用，且差价远超合理介绍费，则表明其以非法获利为目的。案例印证：孙如珍与朱广纪夫妇约定送养费2万元，却向收养方索要3万元，赚取差价1万元，并额外收取700元介绍费，非法获利目的显著。主动参与交易环节，实施独立倒卖行为居间介绍者若仅提供信息、协助联系，不参与交易细节（如价格商定、费用支付、婴儿交接），则不构成犯罪。但若行为人主动控制交易流程（如先行支付送养费、独立交接婴儿），则构成拐卖儿童罪。案例印证：孙如珍单独与送养方、收养方商谈价格，自行支付2万元抱走女婴，再与丈夫将女婴交给收养方并收取3万元，全程主导交易，属于独立倒卖行为。三、与民间送养行为的界限民间送养行为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主观目的：迫于生活困难或重男轻女思想，非以非法获利为目的；客观行为：收取少量“营养费”“感谢费”，未通过倒卖赚取差价；送养背景：送养方因无力抚养或受传统观念影响，生育初衷为自养，非为出卖。案例对比：朱广纪夫妇因生活困难且重男轻女，生育第四胎本欲放弃，经孙如珍劝说后生下女婴并送养，收取2万元未明显高于抚育成本，不构成拐卖儿童罪；而孙如珍夫妇通过倒卖赚取差价，构成犯罪。四、司法实践中的证据收集与量刑考量客观性证据的收集需重点收集交易环节的钱款存取记录、通话清单、交通票证、DNA鉴定意见等，以证明行为人是否通过倒卖赚取差价及婴儿来源。案例印证：公安机关调取了孙如珍夫妇支付2万元、收取3万元的取款记录，以及女婴与朱广纪夫妇的DNA鉴定意见，固定了犯罪事实。量刑时的综合考量对夫妻共同犯罪案件，需结合主从犯作用、认罪态度、家庭情况等，贯彻宽严相济政策。案例印证：孙如珍系主犯，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卢康涛系从犯，且家庭困难，被判处缓刑，既追究了刑事责任，又避免了家庭解体带来的负面社会效应。结论：居间介绍型拐卖儿童行为的认定需穿透行为表象，聚焦是否以非法获利为目的独立实施倒卖行为。若行为人通过隐瞒身份、赚取差价、主导交易等方式，将送养与收养异化为买卖关系，则构成拐卖儿童罪，不受送养方、收养方行为定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