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斌、罗森塔尔《大分流之外：中国和欧洲经济变迁中的政治》信用市场与经济变迁（2）信用市场与资本价格

王国斌、罗森塔尔在《大分流之外：中国和欧洲经济变迁中的政治》中，通过对比欧洲与中国信用市场及资本价格，揭示了两者在经济变迁中的差异，指出市场交易成本等因素对资本价格反映社会资本稀缺程度及不耐程度存在影响。具体如下：欧洲信用市场与资本价格变迁早期状况：中世纪欧洲信用市场规模小且利息率高，以长期抵押贷款为例，有多种不同叫法。利息率下降趋势：黑死病后的经济萧条使长期年金利息率大幅下降，从约每年10%降至5%甚至更低，且这一下降趋势在工业化前几个世纪就已开始，持续到19世纪，19世纪时50年期贷款利息率可低至4%。利息率下降原因：利息率降低与遗嘱中耐用品比例增加、经济中资本存量显著增加有关，如家畜、房屋等增多，资本数量增加伴随价格下降。中国信用市场与资本价格情况帝制晚期利息率数据：帝制晚期中国利息率数据少，20世纪初期当铺和高利贷者通常收取每月2%至4%利息，更高利率也常见。20世纪30年代托尼认为缺乏廉价信用借款渠道是中国小农家庭负债甚至破产主因。黄宗智提出中国小农借贷为维持生存忍受高利率，近代化中国企业承受高利率与农村小农高利率借款普遍有关。高利息率反映的问题：每月2%至4%利息约是欧洲同期利率10倍到20倍，若此利率水平充斥各经济领域且延续时间长，似乎表明中国深陷资本饥渴，难以走上欧洲发展道路。对高利息率观点的质疑与分析理论层面：在无交易费用市场，资本价格等于其边际产量，高利息率意味着资本极度稀缺且有高生产力；从供给层面，利息率与债权人等待拿回资源的耐心有关，高利息率意味着债权人非常不耐。但现实中不存在无交易费用市场，信用也有交易成本且不可忽视。中国实际情况与高利息率的矛盾消费方面：中国市场上不缺少奢侈品，精英家庭仍愿意推迟消费把钱借出去获取高利润，说明资本并非极度稀缺。投资方面：中国人具备大规模长期投资意识，水利工程耗资巨大，维护灌溉网络、运河和防洪堤坝需大量资金，18世纪中期政府向盐商劝捐支付水利工程开支，1820年前后政府和民间迫切筹集河工经费，有时一次可筹集几百万两，说明存在大规模投资机会，高利息率不能准确反映整个社会的不耐程度。考虑交易成本后的利息率：市场存在交易成本时，借出者所得利息等于借入者所付利息减去交易成本。即使社会存在大规模投资机会、不耐程度不高，借款者可能仍要付出较高利息，如同现今普遍低利率下信用卡借款利率却很高。银行借款和放款价格不同，同一家银行针对不同贷款者和类型收取不同利息率，但使用资金来自同一资金池，预期回报差不多，这一道理可用于理解历史上信用市场运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