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斌：解读涉黑财产“高度可能性”证明标准

反有组织犯罪法第四十五条第3款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涉黑财产认定适用“高度可能性”证明标准，这一标准在平衡司法实践需求、保障程序正义与实体公正方面具有重大意义，其正当性源于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体系化分层需求，且通过严格适用条件确保权力规范行使。一、明确“高度可能性”证明标准的现实意义解决涉黑财产处置争议难题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具有牟利性、经济性特征，涉案财产数量庞大、范围广泛且易混同，导致司法实践中对财产权属的甄别长期存在争议。此前，理论上对涉黑财产证明标准存在两种对立观点：主张沿用刑事诉讼“排除合理怀疑”标准，但此标准过于严格，可能导致违法所得因证据不足逃脱追缴；主张适用民事诉讼“优势证据”标准，但此标准过于宽松，可能错误罚没合法财产。“高度可能性”标准的创设，既避免了上述两种标准的极端化倾向，又为涉黑财产析产难题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完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体系刑事诉讼证明标准需根据诉讼阶段和证明对象分层设计。例如，侦查终结、提起公诉、定罪量刑等阶段需采用递进式标准；实体事实与程序事实、被告人刑事责任与涉案财物权属的证明标准亦应区分。涉黑财产的证明属于对“物”的权属判断，与对“人”的刑事责任证明性质不同。反有组织犯罪法通过“高度可能性”标准，实现了对物证明标准的独立化，彰显了证明标准的多维性与层次性。二、“高度可能性”证明标准的正当合理性理论依据：证明标准的分层化与差异化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并非单一，而是需根据证明对象调整。例如：对被告人刑事责任的证明需坚持“排除合理怀疑”，以保障人权；对涉案财产权属的证明可适当降低标准，仅需达到“高度可能性”即可。这一分层设计符合刑事诉讼规律，既防止违法财产逃脱制裁，又避免侵犯公民合法财产权。标准定位：介于优势证据与排除合理怀疑之间“高度可能性”要求证明财产“高度可能”属于违法所得及其孳息、收益，其证明程度：高于“优势证据”（即一方证据证明力明显大于另一方）；低于“排除合理怀疑”（即确信无疑）。这一中间标准平衡了司法效率与公正，适应了涉黑财产处置的复杂性。三、“高度可能性”证明标准的严格适用条件反有组织犯罪法通过三项前置条件限制该标准的适用，防止权力滥用：前提条件：定罪量刑事实已查清仅当被告人涉黑犯罪成立已被证实后，方可对其财产适用“高度可能性”标准。若犯罪事实未查清，则财产性质无法独立认定，此条件确保了财产处置与刑事定罪的关联性。时间条件：财产须取得于犯罪期间涉黑财产本质为违法犯罪所得，其取得时间需与涉黑犯罪行为存在逻辑关联。例如，犯罪组织通过非法活动积累的财富，或利用犯罪所得投资产生的收益，均属此列。此条件排除了与犯罪无关的财产被错误追缴的可能。举证条件：被告人需承担合法性证明责任法律允许被告人对财产性质提出异议，但要求其提供证据证明财产合法来源。例如：若财产为合法继承或劳动所得，被告人需出示相关凭证；若无法举证，则承担不利后果。这一设计符合“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同时考虑到被告人对财产来源的知情优势，避免了公诉机关的举证负担过重。四、“高度可能性”标准对司法实践的规范作用统一涉黑财产处置尺度此前，由于缺乏明确标准，不同地区对涉黑财产的认定存在差异，甚至出现同案不同判现象。“高度可能性”标准为司法机关提供了统一的操作指引，增强了法律适用的确定性。强化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效果黑社会性质组织往往通过经济手段维系犯罪活动，对其财产的彻底追缴是瓦解组织根基的关键。新标准降低了证明门槛，有助于提高涉黑财产的处置效率，切断犯罪组织的经济来源。保障公民财产权与程序正义通过严格适用条件，该标准在打击犯罪与保护合法财产之间实现了平衡。例如，被告人可通过举证反驳“高度可能性”认定，避免无辜财产被没收，体现了程序公正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