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暴力违法团伙殴打事件和蛋糕店老板实名举报事件的一些有关中国司法体制运行的深入思考

唐山暴力违法团伙殴打事件和蛋糕店老板实名举报事件，反映出中国司法体制运行中存在执法成本分配侧重重大案件、普通守法国民私力救济权边际低、超限权带来权力变现空间等问题。具体如下：执法成本分配侧重重大案件，低烈度违法团伙有生存空间基层执法倾向：基层和次要地区执法部门在执法成本分配上，越来越倾向于侧重恶性和重大刑事案件、重大公共活动及政治任务等事件的成本付出配置。对于小型违法事件、一般低烈度暴力团伙和守法公民的博弈，采取忽视态度或尽可能转嫁成本到普通守法国民头上。例如唐山打人团伙和蛋糕店老板举报的长期暴力敲诈勒索团体，在多次对普通守法国民博弈胜利后，错误估计自身力量制造重大恶性事件才进入“重大治安案件”区间，此前他们能在社会中存活，正是利用了基层执法部门的这种倾向。量刑与服刑问题：许多刑满释放人员存在量刑过轻的情况，服刑期间又常在没有明显思想改造的情况下提前减刑出来。服刑后若未改过自新，刑事案底还进一步降低了其后果承担边际成本。这使得他们在与普通守法公民冲突时，即便对方占理，普通公民也可能因担心成本而吃亏，进一步为低烈度违法团伙提供了生存空间。普通守法国民私力救济权边际低，影响社会风气私力救济权现状：我国普通守法国民的私力救济权边际太低，已到极限边缘。国民私力救济权是辅助压制犯罪团体博弈边际的重要参数，类似《不退让法》这类法条可拔高私力救济权、弘扬正气，但我国不可能引进，且司法实践中，暴力冲突中的正当防卫和见义勇为武力对抗行为，常出现让群众难以理解的案例，成功正当防卫案例稀少，见义勇为武力对抗能脱责的更少。对社会风气的影响：长此以往，司法部门和工作人员成本转嫁，国民社会风气难以向充满正义感和勇气的方向发展，大家更倾向于化身精致利己主义者。例如唐山打人事件中，假设烧烤摊有正义男子遏制暴力分子，若双方势均力敌且未引发公众和媒体关注，最大概率会被派出所定性为互殴，要么和解，要么面临行政拘留、丢失工作或扣工资；若打伤对方，还可能赔偿医疗费，这极大地打击了人们见义勇为的积极性。超限权带来权力变现空间，拖累机制运行成本超限权的存在原因：中国建国初期面临空前困难局面和外部威胁，科学技术落后，为对抗外部优势压力，体制追求强组织度最高水平，各部门必须服务于统一最高目标，即随时准备打全面总体战。这种跨部门至高合作体现在多方面，如房地产开发商和建筑总包拖欠农民工工资时，政府可跨部门合作，让环评或其他发证部门卡住施工，直到工资发放，这体现了超限权，本质是战时体制。权力变现与成本负担：超限权存在让许多党员干部有巨大权力变现空间，难以抗拒诱惑。即便司法部门愿提高国民私力救济权边际减轻执法成本负担，其他部门也不会同意。随着冗员增多，行政运行成本越来越高，选择性减配低烈度违法行为执法支出配置的趋势在不发达地区日渐明显，干部个人利用超限权进行权力变现和低烈度违法暴力团伙利用比较成本优势进行违法变现，成为长期难以根治的顽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