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宪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宪法的宪法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在1949年具有宪法地位，且因其为后续宪法及政权建设提供根本法理依据，可被视为“宪法的宪法”。具体分析如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宪法属性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颁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虽未直接命名为“宪法”，但其内容与功能完全符合宪法核心特征。序言明确政权基础与法律效力：序言中规定“以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为建国政治基础”，并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和全国人民均应共同遵守”，确立了其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地位。规定国家政权归属与组织形式：第十二条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并详细规定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政权组织形式，包括普选产生各级人大、人大选举政府、全国人大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等，这些内容是现代宪法的核心条款。历史定位的官方认可：新中国成立初期，该纲领实际行使宪法职能，为新生政权提供法理支撑，直至1954年宪法颁布。“宪法的宪法”的深层含义这一表述强调《共同纲领》在宪法体系中的基础性、根源性作用，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为后续宪法制定提供法理依据：1953年人大选举的合法性：纲领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直接赋予1953年首次全国普选以宪法依据，确保选举程序的正当性。1954年宪法的立法基础：1954年宪法在内容上继承并完善了纲领的核心条款（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国家政权归属等），其制定过程亦以纲领为法理前提，形成“纲领—选举—宪法”的逻辑链条。确立国家根本制度框架：纲领不仅规定政权组织形式，还涵盖经济、文化、民族、外交等基本政策（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为后续宪法及法律体系提供了制度原型与价值导向。与1954年宪法的关系：承前启后的过渡性历史使命的阶段性：纲领作为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性文件，适应了成立初期政权初创、普选条件不成熟的现实，以政协会议代表全国人民意志的形式填补宪法空白。制度延续的连续性：1954年宪法在保留纲领核心原则（如人民主权、人民代表大会制）的基础上，通过正式宪法文本巩固了制度成果，实现了从临时宪法到正式宪法的平稳过渡。法理权威的递进性：纲领的“宪法的宪法”属性，体现在其作为1954年宪法的前提与基础，后者则通过更完善的立法程序（如全民讨论、全国人大通过）进一步升华了纲领确立的法治原则。总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宪法性文件的身份，奠定了新中国政权建设的法理基础，其内容与功能不仅符合宪法本质，更通过为后续选举与宪法制定提供根本依据，成为连接新旧政权、衔接临时与正式宪法的关键枢纽，因此被称为“宪法的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