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破解高朗街血案——汪精卫是幕后作案人

历史事实形成的逻辑链和证据链表明汪精卫是高朗街血案参与作案的幕后人，以下为具体分析：拒绝保护：汪精卫称刚到河内绝无防身武器，虽越南当局提出保护但因感觉与同志联络不方便而拒绝。通常无力自卫的逃亡者需要保护，汪精卫此举“凑巧”为后续事件埋下伏笔，感觉不方便的或许是他个人。选房：河内期间，汪精卫一行借住旅馆，1939年1月28日入住高朗街25号与27号。该楼地处河内郊外别墅区，地广人稀，选定此房的应是汪精卫，且他又一次拒绝河内当局保卫，为“误杀”提供了恰到好处的舞台和环境。促成汪何成婚：汪精卫一行寥寥数人，突然从旅馆入住大别墅，以汪文惺与何文杰举行婚礼为由。汪何在逃亡途中匆忙成婚看似不合情理，不排除应汪精卫夫妇要求的可能，此婚礼为后续诸多“凑巧”提供了条件。安排来宾住房：婚礼四方来贺，亲朋好友到来使别墅房间住满，唯有曾仲鸣入住当时唯一无人居住的三楼前房，这为“误杀”的合理性提供了条件，而安排住房的应是汪精卫。布置27号三楼前房：该房摆设原拟用于新房的另一套新家具，功能定位既可用作卧室也可见客。新房与会客功能本不兼容，这种“凑巧”布置实则是为曾仲鸣预留的专用房。让新婚夫妇住后房：汪文惺与何文杰成婚却不住27号三楼前房的新房或二楼前房，而住在25号三楼未经刷新和布置的后房，能做出此安排的只能是汪精卫夫妇，目的可能是等待曾仲鸣住进新房、认为新房不吉利或保证女儿女婿安全。雇“油漆”匠：案发前“油漆”匠上门，汪何夫妇不知雇主是谁。按常理何文杰应了解雇主才会允许其进门并带领上楼，事后他们意识到“油漆”匠可能是杀手，雇主难脱嫌疑，这个雇主很可能是汪精卫或陈璧君。邀请方君璧：实行李代桃僵之计需曾仲鸣入住“凶房”，方君璧到场必不可少。身在香港的方君璧不可能主动前往河内探望住在旅馆的曾仲鸣，以汪何成婚为由让曾仲鸣邀请方君璧，顺理成章且方君璧必到无疑，若无汪精卫夫妇授意，曾仲鸣不会擅自邀请。“请君入瓮”：让秘书夫妇住女儿新房，女儿住后房不合情理。按常理汪何夫妇应住新房，秘书夫妇应住后房，且让秘书夫妇与汪精卫夫妇平起平坐不符合陈璧君为人之道，曾仲鸣“入瓮”应是汪精卫夫妇劝说或强制的结果。开灯人：陈恭澍回忆进入汪宅时二十七号里边开着灯，汪何夫妇称听到枪声后看到走廊灯亮着，有人摸索到墙上电灯开关把电灯全部熄灭，证明杀手王鲁翘是探路踩点人，且当时确有内应，开灯人可能是怕杀手错入25号楼。关门人：汪何夫妇称那天晚上幸亏25号和27号两边中间相通的门扇关着，平时经常开着，若那夜也开着，刺客往25号看一眼他们就完了，不是“凑巧”的话，应是有人在事先关上了门。下封口令：案发当晚现场当事人众多，若汪精卫幸免于难，本应揭露和抨击蒋介石，但他只在回忆文章中对曾仲鸣的死写了一句话，其他当事人也三缄其口，直至2004年春记者才找到汪何夫妇，这种集体沉默可能是汪精卫夫妇下了封口令。白日见鬼：曾仲鸣临终前还为汪精卫效力，汪精卫回家后持续流泪，在其生命最后弥留之际白日见鬼，呼叫曾仲鸣名字，其遗嘱《最后之心情》中的“铭盖自毁其人格”或许不仅指投敌行为，更有对曾仲鸣之死的恐惧与忏悔。救陈恭澍：陈恭澍刺杀汪精卫失败却得到重用，被捕后依然得到重用，战后成为“地下工作者”并去了台湾；王鲁翘也升了官，后来去了台湾并官至台北警察局长。而王鲁翘因对该案“侃侃而谈”不久遭离奇车祸死亡，陈恭澍写回忆录后也不知去向，其中或许存在汪精卫相关势力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