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典清说 第31期 艾芬医生通过互联网发声要真相究竟是否法治方式

艾芬医生通过互联网发声要真相属于法治方式的一种，但未完全遵循常规法律程序（如诉讼）的路径，其诉求具有人格权请求权的法律基础，但维权形式存在争议。一、法治方式的内涵与常规路径法治方式的核心在于以法律框架为准则，通过合法程序解决争议，保障权益。常规路径包括诉讼、仲裁、调解等法定程序，其中诉讼是具有强制执行力的最终解决手段。《河南日报》评论观点：认为艾芬医生维权“未进入法律层面”，停留在舆论层面，甚至演变为“广场审判”，可能对医患生态造成伤害。其核心逻辑是，医疗纠纷具有复杂性和专业性，需通过法律程序（如医疗鉴定、诉讼）实现公平解决，而非依赖舆论施压。“爱尔关怀”博主观点：强调医疗纠纷需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公平公正的医疗鉴定是关键。这一观点隐含对舆论维权可能引发非理性判断的担忧。二、艾芬医生网络发声的法律依据与性质艾芬医生的诉求集中于人格权保护，其网络发声行为具有法律基础，但未完全依赖传统法律程序。人格权请求权的法律基础：根据《民法典》第990条，人格权包括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名誉权等。艾芬医生主张其身体完整性被破坏（晶体被欺骗更换）、爱尔眼科变造术前照片掩盖病情，属于对身体权和名誉权的侵害。第995条规定，人格权受侵害时，受害人有权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且“赔礼道歉”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艾芬要求爱尔澄清欺诈和违规事实，符合“赔礼道歉”的请求权范畴。网络发声的双重性：合法性：艾芬作为受害者，有权通过公开方式揭露侵权行为，属于行使言论自由和人格权保护的权利。争议性：其维权未优先选择诉讼或医疗鉴定等法定程序，而是依赖舆论压力，可能偏离“法治方式”中“通过法律程序解决”的常规路径。三、对“法治方式”的争议焦点法律程序与舆论维权的边界：支持者认为，艾芬的行为属于“原权利请求权”的行使，即直接依据法律主张权利，无需以诉讼为前提。反对者（如《河南日报》评论）认为，法治方式需通过法定程序（如医疗鉴定、诉讼）形成具有公信力的结论，舆论维权可能导致“广场审判”，破坏医患纠纷解决的专业性。“法治方式”是否等同于“打官司”：评论中“法治方式仅指打官司”的观点过于狭义。法治方式的核心是依法解决争议，包括诉讼、仲裁、调解等，但需以法律程序为载体。艾芬的行为虽未直接启动诉讼，但其诉求基于《民法典》人格权条款，可视为对法治方式的延伸行使，但需警惕舆论对司法独立的潜在干扰。医疗纠纷的特殊性：医疗纠纷涉及专业判断（如手术必要性、术前病情评估），需依赖医疗鉴定等法定程序明确责任。舆论维权可能简化复杂事实，导致非理性判断。艾芬案例中，若其主张的“变造术前照片”等事实未经鉴定或诉讼确认，仅通过舆论传播，可能缺乏法律上的确凿证据支持。四、结论：法治方式的多元性与程序优先性法治方式的多元性：艾芬医生的网络发声具有法律基础，属于对人格权请求权的行使，可视为法治方式的一种延伸形式。程序优先性的必要性：医疗纠纷的复杂性要求优先通过法定程序（如医疗鉴定、诉讼）明确责任，避免舆论对专业判断的干扰。艾芬的维权模式虽未违反法律，但未充分遵循程序优先原则，可能削弱争议解决的公信力。对“法治方式”的完善建议：公众需理解法治方式不仅包括诉讼，还包括仲裁、调解等，但需以法律程序为载体。医疗纠纷中，应鼓励通过专业鉴定明确责任，再结合诉讼或协商解决，避免舆论替代法律程序。法律应进一步明确人格权请求权的行使边界，平衡言论自由与司法独立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