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大秦体制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秦晖认为大秦体制（“秦制”）给中国带来了以下影响：“大国崛起”与“治乱循环”并存“大国崛起”成就：秦以后中国在承平之时，不像“封建”时代那样领主林立多内耗，“秦制”下可以多次取得“大国崛起”的成就。例如在明初以前，即马可·波罗和郑和的时代，中国的王朝盛世要比当时的欧洲繁荣许多。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称“鸦片战争前中国GDP占世界的三分之一”，虽难以置信，但至少在明初以前中国比同时期欧洲繁荣是不争的事实。“治乱循环”困境：中国历史始终无法摆脱“治乱循环”，即“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秦以后历代王朝的寿命不但比“封建”时代的周“王朝”和欧洲、日本的宗主王系短很多，而且“改朝换代”的巨大破坏性几乎是人类历史上独有的。历史上两次黑死病大流行造成欧洲人口严重下降，但仍无法与中国“改朝换代”所造成的巨大破坏性相比。人口大起大落，灾难频繁且严重人口下降表现：中国人口下降通常表现为残酷的战乱，与政治上的“改朝换代”高度重叠，直接表现为“人祸”。与西方人口下降主要表现为瘟疫，且次数比中国少、下降幅度没有中国大不同，中国人口繁荣时期增长比欧洲快，而崩溃时期的剧减更是骇人听闻。例如西汉末年人口将近6000万，王莽时期发生大乱，几十年间人口损耗三分之二，东汉光武帝恢复天下太平时，人口只剩下2100万；东汉桓帝时人口恢复到5648万，但马上又发生黄巾之乱与军阀战争，重归一统时，魏、蜀、吴三国人口加起来只有760万，消灭了七分之六。不同阶段人口变化：根据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挂帅的集体项目六大卷《中国人口史》研究，历史上中国人口的大起大落现象大约分为三个大阶段。第一阶段是元以前，每次“改朝换代”人口通常都要减少一半以上，甚至60%以上；第二阶段是元以后至清末，每次大乱人口减少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但大乱涉及的地方人口损失比例与元以前相比并不稍逊，且整个大乱造成的人口减少绝对数更大；第三阶段是辛亥革命以后，民国时期人口出现“乱世增长”，从1910年的4.36亿增至1949年的5.417亿。即便按照较为缓和的研究结果，辛亥革命前两千多年帝制时代中国人口的大起大落也是触目惊心的，世界史上像中国这样残忍的自相残杀难找他例。社会矛盾激化，导致残酷屠杀社会仇恨根源：在“秦制”下，权力不受制约，在社会冲突爆炸之际，人性之恶导致种种残暴不仁之事。中国人既有人性之光，也有人性的阴暗，当社会矛盾激化时，对本族人和其他民族都可能出现残暴行为。例如明清之际的“张献忠屠蜀”，明末统计四川有人口385万，到清初顺治十八年全川平定后统计，只剩下一万八千丁，加上妇孺和未录人口，充其量也不超过10万人。专制权力危害：专制权力如果不受制约，首先受到伤害的是中国人自己。即使国力孱弱谈不上扩张，专制暴政下的汉族与其他民族照样有遭屠杀乃至灭绝的可能。如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族冉魏政权对羯族男女老幼的全族屠灭，使羯族从此绝迹，大量汉人也因长相“高鼻多须”疑似羯人而横遭“滥死”。传统制度存在弊端，引发周期性浩劫对旧解释的质疑：过去很长时间，习惯于以“租佃关系决定论”“土地兼并危机论”和“农民—地主斗争论”来解释历史上的周期性浩劫，但这种解释并不成功。世界上土地私有的国家很多，但不像传统中国那样周期性地发生天翻地覆的“农民战争”。近年来认为整个清代“土地兼并”与土地分散是两个互相平衡的过程，乡村人口的阶级结构长期稳定，“地主阶级手中的土地越来越多”的趋势并不存在，因此土地兼并不会影响社会结构的稳定，真正侵蚀王朝肌体、造成王朝衰败的是凌驾于社会之上、充当社会调节力量的“封建”帝王和地方各级官员。对新观点的批判：在旧解释衰落后，完全不谈制度之弊的“人口论”与“气候灾变论”又取而代之，但这两种解释用在中国不合理。西方中世纪史的争论发生在中世纪制度早已终结、现代化早已完成的发达国家，不涉及制度问题，而中国不能回避制度问题，不能将一次次“爆炸”都归因于“小冰河”等外部因素，应该认识到当时的制度存在某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