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李昭玘书（元丰五年二月作于黄州）（1082）

《答李昭玘书》是苏轼于元丰五年（1082年）二月被贬黄州期间写给李昭玘的回信，信中表达了苏轼对李昭玘厚意的感激，同时流露出对人生境遇的感慨与思考。写作背景与核心情感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处于人生低谷。此时收到李昭玘的书信，信中对其推重有加，苏轼既感动又惶恐。他自述“以罪垢废放”，担心李昭玘因不了解自己的处境而“以不肖欺左右”，故开篇即表明“谨再拜辞避不敢当”，体现其谦逊与谨慎。信中多次提及“畏过实之名”，反映苏轼在贬谪期间对名誉的反思与自我警醒。对李昭玘的回应与评价苏轼虽自称“少年好文字，虽自不能工，喜诵他人之工者”，但读李昭玘书信后“反复不知厌”，并从笔势中“粗得足下为人之一二”，认为其文字与为人相通。他以“幸甚！幸甚！”表达对李昭玘厚意的珍视，同时感慨“文人胜士，多获所欲”，如黄庭坚、晁补之、秦观、张耒等人均被自己“先知之”，而李昭玘亦不“见鄙”，暗含对自身识人之明的自得。对友人境遇的感慨与劝诫苏轼提到黄庭坚“丧妻，绝嗜好，蔬食饮水”，称其“最勇决”；晁补之“学道三十余年，今始粗闻道”，言行与昔有别；而自己却“伥伥焉未有所得”，形成鲜明对比。他借友人经历反思人生追求，认为黄、晁等人“挟其有余之资，而骛于无涯之知”，虽“必极其所如往而后已”，但“将安所归宿哉”，暗含对过度追求学问的隐忧，并劝诫“惟明者念有以反之”。对徐州往事的追忆与托付苏轼回忆徐州任上欲为王陵母、刘子政二坟建祠堂而未果，称“此为遗恨”，并告知李昭玘已将此事托付徐州太守徐守莘老。若莘老不作记文，则“足下当为作也”，体现苏轼对历史遗迹保护的重视，以及对李昭玘文才的信任。对李昭玘生平的补充印证据《宋史·李昭玘传》，李昭玘为济南人，少与晁补之齐名，被苏轼赏识，后中进士，历任徐州教授、秘书省正字等职。他通判潞州时，因推动丧葬改革使“俗为一变”；入京后提点刑狱，因元祐党争被夺官。徽宗时复起用，但因曾“倾摇先烈”被罢，晚年隐居十五年，自号“乐静先生”，以法书、图画为友，拒绝侯蒙献马，体现其清高品格。信中苏轼对李昭玘的推重，与史传中“为苏轼所知”的记载相呼应。信中流露的复杂心境苏轼在信中既表达对友人的感激，又流露出对贬谪生活的无奈。他自述“处世穷困，所向辄值墙谷，无一遂者”，与文人交往的“多获所欲”形成反差，反映其精神寄托的转移。结尾“无由面言，临书惘惘。惟顺时自爱”的叮嘱，更显出在困境中仍保持豁达的姿态。此信是苏轼贬谪期间的重要作品，既展现其谦逊自省的品格，又体现对友人的真挚情感，同时透露出对人生境遇的深刻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