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骏：碳中和目标或吸引超百万亿投资需求，需重视转型风险带来的金融问题

面对“30·60目标”，政策体系需从绿色金融界定标准、信息披露、风险分析、激励机制、ESG投资、海外投资限制及碳市场作用七个方面完善，以平衡低碳投资需求与转型风险。修订绿色金融界定标准：以碳中和为约束，将“无重大损害原则（no significant harm principles）”纳入绿色金融界定标准，确保绿色项目在环境气候重要领域不损害其他目标。剔除化石能源相关高碳项目，如“清洁煤炭技术”，确保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标准与碳中和目标一致。强化碳排放信息披露：要求金融机构披露贷款和投资项目的碳排放信息，包括碳足迹（碳排放总量），逐步从大型企业扩展至中小型企业。参考国外经验（如英国AVIVA投资机构披露碳足迹和气候压力测试结果），建立碳足迹披露标准，提升市场透明度。推动环保部门与金融部门信息共享，减少重复采集数据的成本。鼓励环境气候风险分析：推广央行绿色金融网络（NGFS）提供的方法，要求金融机构开展环境气候风险分析、前瞻性压力测试和情景分析。在中英合作框架下，推动更多银行（如工商银行、兴业银行、江苏银行）建立内部模型，并将环境气候风险分析纳入强制性监管要求。强化低碳投融资激励机制：设立支持绿色低碳项目的再贷款项目，降低约束条件（如中小企业贷款占比要求），扩大低碳项目融资规模。将较低风险的绿色资产纳入商业银行向央行借款的合格抵押品范围，降低绿色信贷融资成本。将银行碳足迹纳入MPA或绿色银行考核，对碳足迹下降的银行提供支持性政策工具。降低绿色资产风险权重，提高高碳资产风险权重，推动实体经济向绿色转型（中国具备实施条件，因绿色信贷违约率显著低于其他信贷）。推动外汇局和主权基金开展ESG投资：建立对投资标的和基金管理人的筛选机制，要求资产管理人按ESG原则配置资源。主权基金和央行自身建立环境气候风险分析能力，披露ESG投资信息，带动行业透明度提升。专门支持绿色板块（如债券市场），降低绿色债券成本。参考挪威中央银行（Norges Bank）经验，发挥股东作用，推动被投资企业提升ESG表现。停止海外新建煤电项目投资：在国内不新建煤电项目的同时，强制停止对海外煤电项目的投资，避免国际社会批评。推动多边、双边合作减少对第三国煤电项目投资，利用“一带一路”绿色联盟的交通灯制度（红灯、绿灯、黄灯）评估环境气候风险。强化碳市场资源配置作用：扩大碳市场覆盖范围，引导所有企业关注碳价格，避免高碳投资。确保碳价在流动性市场中形成，吸引金融机构参与，开发碳排放期权期货等衍生产品，增加流动性和风险管理工具。推动碳市场对外开放，如建设大湾区统一碳市场，允许外国投资者参与，并通过香港建立碳互通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