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职太太”之争，为什么女权主义总在“窝里斗”？

“全职太太”之争中女权主义并非在“窝里斗”，而是不同观点和立场在网络讨论中被简单归为同一阵营，且讨论背后涉及复杂的社会结构性问题。具体阐述如下：网络讨论中观点对立却被归为同一阵营支持张校长观点的一方：认为女性应走出家庭，在社会工作以实现自立自强，做全职太太是对自己、女性群体和社会不负责。他们觉得女性只有参与社会劳动，才能获得经济独立和人格独立，进而推动整个女性群体地位的提升。例如，在一些职场女性看来，全职太太放弃了职业发展的机会，长期脱离社会，可能会逐渐失去自我价值感，也不利于社会对女性能力的认可。反对张校长观点的一方：主张女性在家庭中的劳动应受尊重，全职太太也是工作，其在家工作的价值应被肯定，贬低全职太太就是压迫和剥削女性。他们强调家庭劳动的复杂性和重要性，全职太太承担着照顾家人、教育子女、管理家庭事务等多方面的工作，这些工作对于家庭的稳定和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比如，一些全职太太每天要精心准备三餐、辅导孩子作业、安排家庭活动等，她们的工作并不轻松，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和认可。被归为同一阵营的矛盾：有趣的是，这两派持截然相反观点的人都被冠以“女权主义者”的名称。实际上，女权主义是一个复杂多元的概念，包含着不同的流派和观点，不同的人对于女权主义的理解和实践也存在差异。在网络讨论中，这种简单地将不同观点归为同一阵营的现象，容易让人产生女权主义在“窝里斗”的错觉。讨论背后涉及复杂的社会结构性问题全职太太群体的多样性：全职太太并非一个单一群体，不同背景的全职太太面临的情况差异巨大。有的女方家底厚实，坐拥千万私产，住别墅，开豪车，生二娃，家里管家保姆钟点工各司其职。这类全职太太在经济上无忧，她们选择做全职太太更多是基于个人生活方式的选择，可能更注重家庭生活的品质和孩子的陪伴。有的受过高等教育，拿着老公的工资卡，全职在家主要是抓孩子学习，兼打理家庭资产，同时保障家里后勤。她们凭借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在家庭中发挥着重要的管理和教育作用，虽然不直接参与社会职场工作，但也在通过其他方式实现自己的价值。还有的文化水平低，靠丈夫给的“家用”买菜烧饭，在家任劳任怨伺候一家老小，离开家庭没有独立生活能力或者只能从事底层劳动。这类全职太太往往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她们的经济来源依赖于丈夫，缺乏独立的经济能力和职业发展机会。社会文化心理对全职太太的看法：“全职太太”这个词的发明本身是一种心理上的“挽尊”行为。在中国的社会文化心理中，“全职太太”处于一种尴尬的地位。例如，当别人夸赞孩子将来能当全职太太时，家长往往不会开心，这反映出社会对全职太太的认可度并不高。在过去，“全职太太”通常被称为“家庭妇女”或“家庭主妇”，相比之下“全职太太”更好听一些，但实际上很多自称全职太太的女性既没有“职”，也做不了享清福的“太太”。- 家庭角色选择的性别差异：当“全职太太”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大家去苛责一些女性浪费社会资源、退缩家庭时，却很少反思同样是高学历的中产阶级，工作十年后，男性往往工资更高、更有“潜力”和前途，更加需要“全力保障”，而女方的收入和升职空间却更为逊色，变成“牺牲”和“成全”的那一个。这种社会结构性的不平等导致在选择退居家庭时，大多是女性。例如，在一些家庭中，女性为了照顾孩子和家庭，不得不放弃自己的职业发展机会，而男性则继续在职场上拼搏，这种现象背后反映了社会对男女角色的不同期待和评价标准。- 家政和育儿社会化程度低：女性职业化普及度如此高的今天，家政和育儿的社会化却如此之低。这使得很多家庭在有了孩子后，不得不让父母其中一人放弃职业前途来照顾孩子。例如，一些年轻夫妻在生育后，由于找不到合适的保姆或托育机构，只能选择让女方辞职在家照顾孩子，这不仅影响了女性的职业发展，也给家庭带来了一定的经济压力。- 国家和社会层面的态度：目前国家、社会层面是不鼓励“全职太太”的。《婚姻法》的趋势是越来越站在有产者和经济强势者一方，在法律条例面前，家庭中付出更多的全职妈妈被视为“没有经济来源”“没有职业”。然而，在这种惩罚性的逆向“不鼓励”的同时，却很少有正向的“促进”政策来帮助小夫妻，帮助社会上新一代的年轻男女解决燃眉之急。例如，在离婚时，全职妈妈往往在财产分割和子女抚养权争取方面处于劣势，这进一步加剧了女性对做全职太太的顾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