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理念的力量》摘抄（一）

以下是张维迎《理念的力量》部分摘抄内容：所谓思想市场，就是学术、观点、言论、信仰的表达自由和他们相互之间的平等竞争。任何社会变革，从短期来讲，政治领导人的理念可能更重要。但长期来讲，普通人的理念也许更重要，因为任何一个政治领导人，不可能长期违抗大多数人的理念而行事。大的社会变革一定是全民的事情，不可能是少数精英的事情，而无论政治领导人理念的形成，还是普通大众观念的变化，都是思想市场运行的结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没有思想市场就没有中国的未来！社会的变革和人类的进步基本上都是在新的理念推动下出现的，没有理念的变化就没有制度和政策的改变，而没有思想市场，就很难有新的理念的出现和传播，从而整个社会就失去了变革的源泉。个体功利主义就是每个人都趋利避害，最大化自己的效用函数，社会功利主义就是最大化所谓的“社会福利”。社会功利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用目的的正当性来证成手段的正当性。它评价任何事物的标准都是后果主义的，也就是说，只要我的目标是好的，我就可以不择手段，不论这个目标是“经济增长”“国家利益”，还是“社会福利”。在现实中按照功利主义的标准，任何个体的权利都可以在为了所谓的“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社会利益”名义下被侵害、被剥夺，古今中外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作为个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些与生俱来的基本权利，这些基本权利是不可以以任何理由予以剥夺的，目标的正当性不能证成手段的正当性。功利主义讲的是利害，不是是非。而权利主义是讲的是非，不是利害。权利主义讲的正义就是尊重每个人的基本权利，这些基本权利不能以功利的目的予以否定。民主不仅仅是手段，民主也是目的，因为民主是人们行使自己权利的一种方式，民主关乎权力的正当性问题。一个社会，如果人们把奖状、奖牌、奖金，看得比别人的生命还重要，我想这样的社会很难有很好的道德秩序。如果我们为了增长或稳定限制言论自由，必然导致媒体人缺乏职业道德，导致媒体腐败，导致学术腐败。同样，为了增长和稳定，不遵守法治的基本原则，否定司法的独立性，法官就不会有职业道德，也必然导致司法腐败。理由很简单，没有任何人可以为不是自己的决策承担任何责任。当你写出来的文章不是由你自己内心的自由意志所为，当你做了一个判决，不是根据法律和你的良知，要让你对此承担责任，是不可能的，正如我们无法让一块石头承担责任一样。中国改革，无论我们思考问题还是制定政策，都必须从功利主义导向转向权利优先。人类有一些基本的价值，这些基本价值应该优先于任何功利主义的考量，我们不可以以任何理由，无论是为了GDP的增长还是为了维持稳定，去否定他们。当然，涉及物质利益的选择，我们可以用功利主义的标准，进行成本-收益分析，但涉及人的基本权利，个体的人格尊严，我们不可以用功利主义来衡量。我们政策的正当性不能仅仅拿它是不是有利于经济发展，是不是有利于提高效率来衡量，正如我们不能从是否赚钱来评价卖淫一样。好的政治家必须有两个基本素质：第一个是正确的理念，第二个是强的领导力，也就是远见卓识、愿景、使命感、责任心、激情、政治技能。制度企业家的功能也是创新，他的创新意味着用新的价值观念替代原来的价值观念，用新的行为方式替代旧的行为方式，用新的是非观和新的善恶观替代旧的是非观和旧的善恶观，用心的友谊规则替代旧的游戏规则。由此，我们认同原来我们不认同的东西，或者是我们不在认同我们原来认同的东西。大众市场要经过很长的时间的考验，他们提出的行为规范要能真正被人们所接受，需要构成博弈论上讲的“演化稳定均衡”。所谓演化稳定均衡，是指随着遵守规范的人越来越多，对每一个人来说遵守这种规范的好处就越来越大，最终形成了一个普遍的行为规范。由于这一点，制度企业家对人性的理解要比商界企业家更透彻，所以伟大的思想家都要从讨论人性开始。启蒙思想家认识到，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人的“心”，我们能做到的是约束人的“行”。市场上，一个人如果想赚钱，首先要给别人创造价值，否则你不能赚钱。东西方制度企业家提出的好多规则的相似之处，我总结了五点，而且我认为这是人类合作的最重要的规则：第一“以人为本”；第二“推己及人”；第三“互助相爱”；第四“诚实守信”；第五“奖善惩恶”。经济学真正研究的是理性人之间怎么合作。现在政府声誉机制不起作用，因为他的权力更大了，缺少约束力，官员也没有积极性考虑长远，干什么事都不害怕。启蒙需要理论型制度企业家，需要用新的观点、新的理论、新的价值去说服社会，使我们这个社会能够有所改变。民主是一个过程，要给予时间与耐心。我们未来也一样，搞法治搞民主不能着急，不能因为除了一点问题就认为失败了，立马重新选一条路，病急乱投医，结果吃错了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