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末农民起义起义军

元末农民起义的序幕早在1325年便已拉开，以赵丑厮、郭菩萨的起义为开端，提出了“弥勒佛当有天下”的口号，揭开了反抗元朝统治的序幕。1337年，广东朱光卿、聂秀卿的起义，再次提出了“定光佛出世”的口号。同年，河南棒胡的起义，以烧香聚众的方式，彰显了反抗的力量。至1338年，彭和尚、周子旺在袁州起义，起义农民人数达到五千余人，背心皆书佛字。至正初年，小规模起义、暴动已遍及全国，京南一带的起义更是多达三百余起。蒙古统治者对汉人、南人的仇视加剧，实施了一系列禁令，激发了反抗的火焰。民谣的传播，如“塔儿白，北人是主南是客”、“天雨线，民起怨，中原地，事必变”等，强烈反映了当时日益激化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1350年，黄河灾区流传的“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民谣，预示着起义的爆发。1351年，元朝政府命工部尚书贾鲁发汴梁、大名等十三路农民修治黄河，同时派兵沿黄河镇压。正是这些黄河工地上服役的农民，点燃了红巾军起义的导火线。起义爆发后，很快在黄河长江两淮之间揭起了起义的旗帜。其中，刘福通起义是红巾军起义的主要一支，他以“贫极江南，富跨塞北”为号召，攻下颍州，建立大宋，拥立韩林儿为帝，国号大宋。而徐寿辉、彭莹玉在蕲、黄起义，建立天完国，占领了武昌、安陆、沔阳、江州、饶州等地。这两支农民军头裹红巾，称为红巾军或红军，信奉弥勒佛，烧香聚众，又称“香军”。此外，还有多支以红军为号的起义军响应，基本群众都是贫苦的农民。1354年，元顺帝听信奸臣谗言，将脱脱解职，脱脱统率的大军四散，很多人投入红巾军，刘福通的声势日盛。1355年，刘福通拥立韩林儿在亳州称帝，国号大宋，中原各地的红巾军都接受了大宋的领导。1357年，刘福通分兵三路伐元，东路、中路和西路分别进攻山东、河北和长江流域等地。刘福通攻占汴梁，并以汴梁为都，造宫阙，易正朔，势力遍布巴蜀、荆楚、江淮、齐鲁、辽海，西至甘肃，兵起连结。红巾军的反元斗争达到了高潮。红巾军在山东等地甚得民心，有的人将所得衣粮分与贫民，无罪被掠者一律放还。红巾军立“宾兴院”罗致人才，为了解除威胁，元朝政府曾下令捕杀汉人，并召还蒙古、色目人在外者。后来看到汉族地主也敌视红巾军，就宣布免除南人、北人的界限，给起兵镇压红巾军的人以爵赏。元朝政府还赐方国珍、张士诚龙衣、御酒，收买他们为蒙古统治者效力。方国珍、张士诚接受了元朝的官号，转而与红巾军为敌。1352年，察罕帖木儿、李思齐等起兵进攻红巾军。至正二十三年，张士诚围安丰，城破，刘福通遇难牺牲。红巾军虽然失败，但十三年的反元斗争，给予蒙古贵族和官僚地主致命打击，从根本上摧毁了蒙元王朝的统治。同时，还有至正八年浙东方国珍和至正孙败十三年泰州张士诚的起义，分别在浙江和泰州，壮大了红巾军的声势。当红巾军向四方八面发展时，蒙元政府派遣御史大誉凯侍夫也先不花前往镇压，但红巾军的声威使元军夜惊，尽弃军资器械逃走。元朝政府又派丞相脱脱率军攻徐州芝麻李，这为红巾军的两支主力提供了发展的机会。徐寿辉起义后，纪律严明，不淫杀，得到人民的拥护，队伍迅速增加到百万人。徐寿辉与陈友谅的冲突，导致陈友谅即位为大汉皇帝，明玉珍不服领导，在四川重庆自立为大夏。而傅友德、丁普初、赵德胜等将领的英勇牺牲和业绩，对中国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徐寿辉最大的业绩是发现了并提拔了陈友谅，为明朝的建立立下功勋。这些统帅与将领或与朱元璋庆吵为敌或为君臣，扩充了实力，共同为明朝的建立做出了贡献。扩展资料元末农民起义是指元顺帝至正十一年至至正二十七年(1351—1367年)九月，中国元朝农民进行的反抗并推翻元封建王朝的武装斗争。朱元璋趁元军疲于对付北方红巾军，无暇南顾之机，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逐渐发展壮大起来。采取先西后东，先强后弱的战略，在具体作战中，稳步推进，集中优势兵力，先剪枝叶，然后动摇其根本，从而削平群雄统一了江南，为北上灭元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军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