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王力军非法经营再审改判无罪案，谈刑事司法应坚持罪责实质评价

近年行政行为介入经济领域深度与广度空前，对行政犯的处理需更为审慎。个别案例中，普通民众认为的行政违法行为被不当定性为犯罪，引起广泛关注。上级司法机关需适时介入纠正错误。如赵春华非法持有枪支案、陆勇销售假药案、王力军非法经营案等。因此，对于以行政违法为前置条件的案件，应尽可能采用非刑事化处理手段，除非用行政处罚手段不足以制止行为，否则不应轻易扩大非法经营罪、寻衅滋事罪等口袋罪的适用范围。否则，最终受害者将是社会整体。王力军非法经营案是最高人民法院指定再审的典型案例，具有重要参考意义。案中有两个裁判要点：一是《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四款规定的“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应具备与前三项行为相当的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和刑事处罚必要性。二是判断违反行政管理规定的行为是否构成非法经营罪，应考虑是否严重扰乱市场秩序。对于未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违法行为，不应认定为非法经营罪。阮齐林老师在其文章《刑事司法应坚持罪责实质评价》中对王力军非法经营再审案进烂前散行了深入分析，现摘要转发。（原载《中国法学》2017年第4期）农民王力军在一年中收购附近农户玉米销售至粮库，涉及玉米约百吨，经营额约二十一点万元，获利六千元。原审法院依据《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四款认定其犯非法经营饥氏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两万元，非法获利六千元予以收缴。本文旨在以王力军非法经营案为例，结合《刑法》第13条犯罪概念，阐述刑事违法性、社会危害性、应受惩罚性三要件二层级的定罪模式，以推动刑事司法对罪责实质评价的落实，实现国法与天理人情的统一。《刑法》第13条犯罪概念是罪责实质评价的依据。司法工作人员应充分认识其司法意义，理解犯罪概念的三特征不仅指导立法，也是司法适用的关键。适用刑法定罪判刑，需坚持“三特征论”，即审查行为是否触犯刑法条文、是否具备刑事违法性、社会危害性及应受惩罚性。具体而言，需分两层审查：刑事违法性、社会危害性、应受惩罚性。“三特征论”是层级递进的犯罪构成论，而非平面耦合。首先评价行为与法条的合致性，其次判断是否有社会危害性，最后评估行为的可谴责性。此理论避免了平面耦合犯罪构成体系可能导致的罪责实质评价缺失。王力军收购玉米行为的构成要件符合性评价显示，其行为可能构成非法经营罪。根据《刑法》第225条的保护法益和构成要件解释，王力军违反市场准入规定无证收购玉米的行为，原本属于第(一)项行为类型，但没有适用第(一)项定罪，退而适用第(四)项“兜底条款”定罪，原审法院的定罪不当。王力军收购玉米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评价指出，其行为对粮食生产、流通、价格、安全的影响正面积极，减轻了粮农卖粮负担，有利于保护粮食生产者的积极性，符合粮食政策导向。在认定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时，应考虑行为是否具有严重的法益侵害性。非法经营罪的社会危害性评价应注重，仅违反行政法规而不具备刑法上的法益侵害性的行为，不应给予刑罚处罚。法定犯需以一次法规范调整为基础，刑法不应在一次法规范未调整之前强行介入。《粮食悔弯流通管理条例》的修订印证了纠正的不应是王力军的无证收购行为，而是行政法规本身。王力军收购玉米行为的有责性评价认为，行为人对自己实施的违法行为应当受到谴责，责任作为犯罪核心要素赋予犯罪观念、刑罚处罚道义力量、教育意义以及预防犯罪作用。王力军难以认识到其行为的违法性，因此不具有可谴责性，不应对无证照收购玉米的行为适用刑罚。在处理法定犯时，应区分自然犯与法定犯的责任内容，并在认定法定犯时注意故意与违法性认识的特殊性。《刑法》第14条关于犯罪故意的规定，要求行为人认识到行为结果的危害性。王力军对无证收购玉米行为的违法性认识依赖前置法规定，他难以认识到行为的违法性，不具有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因此不具有可谴责性。